文革后北大历史系的学术训练

【编者按】本文是王小甫教授为他的论文集《边塞内外》所写的序言。

1978年秋季我进入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本科，正式开始系统的历史知识学习，那时候叫“三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北大中国史专业的基础课是两门通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从猿猴变人讲到“二战”结束；专业基础课是古代汉语，或许是刚接触的缘故，其中的文选和常用词部分给我记忆尤深。另一门与专业基础课相关的“中国古代史常识”，是当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专门从北京师范大学请陈垣（援庵）先生的助手刘乃和先生来给我们开的。这门课包括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姓名字号、避讳、目录等丰富内容，我于其中受益匪浅（见本书所收《回忆邓广铭先生》）。

其他还有很多断代、专题、国别等选修课，我印象最深的是宿白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这门课其实是考古专业77、78级两个班的必修课，因为王永兴先生开“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的需要，特别请准宿先生允许我们选修。这门课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系统性、逻辑性极强。宿先生讲课言必有据，论证充分，以至于在听到他引述《图墓书》、《古今注》、《风俗通》等文献来讲解墓葬的位置、方向、形制以及器物组合、壁画内容时，我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恍惚，仿佛言之凿凿的宿先生就是那个墓葬丧礼的主持人似的。这门课有一节是讲北方地区的鲜卑遗迹，宿先生用考古文物论证拓跋鲜卑南迁路线，时空转换和社会发育、文化演进环环相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方法、逻辑美轮美奂，对我后来的学习、教学乃至迄今的研究思路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本科毕业论文是在祝总斌先生指导下撰写的，题目是《试论北齐之亡》。选做这个题目，主要是想在中国史框架下研究与族群有关的问题；之所以选北齐作为研究对象，并非因为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有多么了解，而是由于自己当时简单地认为史学研究应该尽可能穷尽史料，正史《北齐书》只有两册，可以在短期内“穷尽”！还好，毕业论文在祝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得以完成通过，记得祝先生的评语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文字清顺”。我相信这表示祝先生对我文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因为，若干年后他退休离开北大《国学研究》编委会时，就推荐我接替他担任了编委工作。那篇毕业论文后来投给上海《学术集林》正式发表（已收入本书）。

1982年夏我从北大毕业，按照当时政策被分配回新疆，经过三个月的艰难争取和熬煎等待，得以进入新疆社科院中亚所从事研究工作（其间成果和译作大多收入了本书）。两年之后，我又不辞艰辛（其间生活及社会环境恶劣等状况待另文回顾）奋力投入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研究生考试——1984年的研究生全国统考除了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五门考试之外，教育部又在当年特别增加了一门学科综合考试（第二年改由各学校学科自行出题，以后就停止了），明确规定“量多面广”，以便把考分拉开。尽管入学后导师称赞我是那年北大历史系录取研究生成绩最好的考生之一（另一位是彭小瑜，他当时已经留校工作考脱产），我还是必须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广达先生，感谢他在当年那种复杂的情况下承受压力决定录取我。

1984年秋季北大因为研究生院和宿舍楼建设等原因，通知研究生新生推迟一个月入学。但我的导师张广达先生为了让我能和当年东语系新招的阿拉伯语专业本科生一道开始学习（该专业当时算小语种，不是每年都招生），特意向学校请准允许我提前入学（见本书所收《板凳宁坐十年冷》）。然而，虽然我当时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隋唐西北史地”，导师安排我开始读书却不是西北史地材料，而是《唐六典》、《唐律疏议》等典制文献。因为张老师认为制度既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是当时人们的行为规范，熟悉制度才能正确把握相关史实性质。后来他去日本讲学，还特意买了影印近卫本《大唐六典》回来送我们，可见他对史学研究中制度作用的重视。

所以我照老师安排精读这些典制文献，想方设法尽可能掌握熟知制度内容。譬如《唐六典》，我一边仔细阅读思考，一边动手抄录每种官职的职掌，同时编了一份“六典职官表”，把每个官名的年代变化全都记录排列出来。有了这个基础，我读唐代史料就很容易看出其中人物的身份、地位和可能起的作用，便于正确理解史料意义和发掘其中价值。网上曾有毕业生回忆，说我认为“很多貌似激昂精辟新颖有力的论调，其实有很多基本的事实错误，很轻易就可以被推翻”，其实我这么说的底气主要就来自对典制研习所下的功夫（可参看本书所收《疑义相与析》）。后来我在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开“唐代典志研读”，有同学说我讲解分析唐代制度就像我就活在唐朝当时，也让我很受鼓舞。

硕士研究生读了两年，导师张广达教授认为我有研究潜力值得进一步培养，推荐我转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转为博士生一年后，按学位条例规定必须进行学位课程考试（即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有称为“中期考试”者）。当时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学位课程考试只考一门《资治通鉴》，这是邓广铭先生定下的规矩。我现在仍然要感谢这门考试，正是它迫使我不顾一切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这部卷帙浩大的编年史，作了四个硬皮本的摘录和笔记，从而打下了我后来做中国古代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基础。1987年9月初，邓先生亲自主持了我的资格考试，我的导师张广达教授和祝总斌先生参加。邓先生对我的回答很赞赏，提议给我这门课程90分（见本书所收《回忆邓广铭先生》等文章）。

1989年7月我博士毕业留校，就在邓广铭先生创办并主持的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有一次我去见邓先生，他问我：你读《资治通鉴》用的哪个版本？我回答是中华书局标点本。邓先生笑了，于是给我讲了当年标点《资治通鉴》审校工作中的一段轶事，并推荐我读吕叔湘《〈资治通鉴〉标点斠例》。吕先生的这篇长文（亦有单行本）把当年《通鉴》标点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分为30类，共举了130多个例子进行分析说明。我接受邓先生的建议仔细研读吕先生文中所举的例子，琢磨其中的规律，大大增进了自己句读标点古文的能力。

这么说吧，我留校不久相继参加了吉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二十六史大辞典》编写和简体横排二十六史的标点工作（见本书所收《周一良先生琐忆》）。在前一项工作中我作为编委负责“方域编”的编写和校对工作，主要就是把二十六史“四裔传”（包括部族、外国、邦交等）的内容改编成辞典条目，并尽可能为其中的族称、地名加上括注。读者不难想象，这项工作对于我从事边疆族群史地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该有多大的助益！我也由此知道，即使是从现代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看，我国传统有关族群社会和文化的记载尽管数量不多，内容却相当系统严谨。

在前述后一项工作中，我负责《新唐书》的标点。尽管我们要求是用百衲本作为底本来做工作，但众所周知，社会上已经有了中华书局权威的标点本，我们必须尽可能与之有所区别。我主要就是学习吕叔湘先生的做法，对句读可疑之处进行语法分析，很快就发现“文革”中出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点、校工作都还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众所周知，《新唐书》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分量是那种旁行斜上的表，除此而外的部分我连标点带审校至少读了两遍以上。我在不少地方都对标点作了校改，并把有心得的一些工作情况写成了《〈新唐书〉点校疑误举例》（已收入本书）一文，呈祝总斌老师审定献给了《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我的这些求学和生活经历表明，我治学的基础和基本范围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但是，长期以来，我治学的重点却是边疆族群史地，甚至涉及到古代中外关系史，所以，读者手里这本文集题为《边塞内外》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名副其实。这种状况的形成反映了我求学、治学的心路历程。

当年我第一次从新疆考进北大读本科时，国家还在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政策，而且规定边疆生源“哪来哪去”。我当时已经结婚并有孩子，家就在新疆，因而对将来回新疆工作也没什么意见，只是希望能学有所用，于是入学不久就跟后来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广达先生建立了联系，想跟他学习西域/中亚史。但张老师特别强调这方面研究的语言基础，认为“外语学的越多越好”，所以，其实直到撰写博士论文，我专业学习方面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各种语言（见本书所收《板凳宁坐十年冷》）。上研究生期间，为了解决西域史上一个重要族群名称的勘同问题，我还自学汉语音韵学，阅读了这方面尤其是王力先生的大量论著，还到中文系旁听了唐作藩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课程（见本书所收《炽俟为Chigil考》）。

我的博士论文《唐、吐蕃、大食关系史》算是我在西域史研究方面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参见本书所收《我对隋唐与周边关系史的研究》）。我认为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从前那种以为唐代西域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土著力量一直就是突厥人的看法。导师认为我的创新成就之一是“发现了一条与吐蕃在西域活动史有关的地理线索，从而为许多重要史料的断代、定性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此后，我又利用1990年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特别是1992年获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研究奖”资助，于1993年夏秋之际前往我国西部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野外考察。考察的结果切实推进了我对唐代吐蕃和西域（中亚）之间道路交通联系的认识，研究成果后来形成一个系列的三篇文章（均已收入本书）。

其实，重视野外实地考察也可以说是我的治学特点之一。唐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明董其昌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感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考察主要就是到研究对象当地看一看，希望使书面知识能够生动一些，使平面的叙述能够立体化，以便对有关历史做稍微具体的观察。当然，也希望能在实地场景下激发灵感，从而引出更具理解力的见识。尤其是我所研究的古代周边族群史地，文献史料相对寡少，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是增加知识的重要手段。除了上面提到的西部考察外，我自己以及和同事、学生们一道还多次考察过东北、华北、新疆、蒙古等地，亦颇有收获（见本书所收《斗战神、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由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等文）。

1994年，我受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王宽诚奖学金资助赴剑桥大学东方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同时被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遴选做一个学期的海外访问学者。这是我第一次出访发达国家，而且是在国际一流大学学习做研究，确实是大开眼界，增长了见识。然而，我也因此了解到，本人原想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做的“全方位”的吐蕃对外关系史，尤其是文化关系史，主要的、最重要的成果都在国外。限于当时的交流条件，我回国选这样的题目是很难做成的。于是，回国以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接受历史系宋成有老师的建议，加入他创办并主持的东北亚研究所，转向从事古代东亚历史其实主要是中韩关系史研究。我坦然进行这种学术转向还有一个考虑：我在北大主要承担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历史的教学，唐代国势强盛，研究领域有必要兼顾东北和西北周边，以揭示当时“外族盛衰之连环”（陈寅恪语。参本书所收《我对隋唐与周边关系史的研究》、《八世纪东亚历史的特点》等文）。

世纪之交，学术研究方法呈现一些新的动向，最明显且有较大影响的一个是社会科学理论对人文学术研究的渗透，还有就是后现代思维方式（认识的语言转向，从而突破了“唯心”、“唯物”的畛域）渐次为学界所认可和熟习。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中，我也通过教学和研究接触到一些历史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论著，很感兴趣，于是尝试借助一些相关的理论观点，重新观察、分析和认识我所熟悉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以及内亚史，取得了一些研究心得，于近十年先后发表了一批相关论著（见本书所收《中古波斯宗教与东亚政治文化》、《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等），我认为这些都从不同层面进一步发掘了史料的价值，提出了更具广泛性和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

以上就是我进入史学领域迄今为止三十多年的主要涉猎方面和大致活动情况。

三十多年来我所从事工作的这门学术名为历史学，这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很古老的一个学科了。然而，什么是历史，什么叫历史学，却由于视角、重点等等不同，概念、定义言人人殊。无论如何，我认为历史主要还是一种文化积累，历史学主要还是一种人文学术（与所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有很大不同）。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我最近在拙作《〈资治通鉴〉选注》（东方出版社，2015年6月）前言里有所阐释，重点讲了“读史使人明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类工具性作用。

其实，作为一个教员，我还是更重视和强调历史学在传承人类文明精华，尤其是在传承共同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人文学术的这种作用如同医药，药固然不能当饭吃，但人一旦有病就得求医用药。所以我宁可认为，必要的历史知识是追求高尚人格的人们应有的人文素养，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资源，使他们能在潮流漩涡、时代变迁中高瞻远瞩，心明眼亮。

王小甫教授